当庾亮这边请示朝廷北伐的表文，始终未被允许的同时，后赵石虎根据前线战报，也获知了东晋的军队动向。于是刚刚在辽东大败而归的石虎，对于东晋庾亮调兵戍守邾城，意欲对其发动突然袭击的行为甚是痛恶。因为东晋屯兵邾城，就像是拿把刀，顶在后赵的腰眼上一样，身处其位任谁都是既恨又怕。再加上庾亮庸夫之才，却以外戚身份干涉东晋朝政，更是为石虎所厌恶。所以石虎闻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即诏命整军备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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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太保夔安为征讨中坚大都督，总领军事，以第三子石鉴、养孙石闵、李农、张貉、李菟五位将军为各部前锋领军讨伐东晋。鉴于东晋这次以江汉为基地，自西线出兵，后赵为了便于调兵，于是针锋相对也是自西线发兵南征东晋。而与东晋江汉地区对应的后赵西线大本营，则是关中地区。所以后赵五万大军自长安出发，浩浩汤汤，一路南下。于襄樊地区分兵两路，一路向西攻荆州，一路向东攻扬州北部。另外为了折断庾亮意欲捅其腰眼的尖刀，特检选两万精骑日夜兼程奔赴邾城，希望以最快速度拔去这颗钉在自己腹下，可能随时扭转战局的钢针。

由于东晋朝廷对于庾亮北伐的沉默不支持，导致庾亮虽然做出了意欲北伐的架势，却始终没有发出全线进攻的号令。这就导致东晋白白错过了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的战略时机，反而给了后赵从容调兵的时间窗口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从古到今都是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但庾亮出于自身政治层面的需要，坚持要得到东晋朝廷的正式诏命才肯行动，这种靠请示打仗的可笑逻辑，不仅使东晋这次北伐成为了历史笑话，也致使东晋前线部署的将士在接敌之时吃了大亏，损兵折将，死伤惨重。

而庾亮这次为捞取政治资本发动的北伐行动，在后赵七万大军三线出击的打击下，逐渐由最初意欲积极的进攻，转向了被动无奈的防守。而进攻和防守的转变，并不仅仅只是攻城和守城的区别。由于东晋这次所有的战备，都是在围绕着进攻行动，所以准备的大多是攻城器械，而不是守城器具。所遣之兵也都是各地调拨，善于进攻的骑兵劲卒，这些人往往善于攻城野战，却不精于守城备战，进取精神有余，但防守意志却薄弱。

历来进攻之兵都是帝国从各地严选的精锐，以重赏厚勇夫开赴前线，往往可以攻城拔寨、所向披靡。而防守之兵最好是身居其城，熟悉当地的军士。因为这些人屯居于此，父母妻小、田亩地产皆系身此地，故土难离，每遇战事，必舍身卫城，加上地利人和，一人坚守往往可御百人进攻。历史上以数百死士守城，而使万人进攻无功而返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在之前石虎攻辽东的余战之中，后赵军就曾遭遇过类似战事。当时石虎任命抚军将军李农为征东将军领三万大军，协同征北大将军张举进攻前燕位于营州西南的凡城。后赵数万大军兵指孤城，当时奉命守备此城的为此城军政长官悦绾。前燕获知后赵大军来攻后，国主慕容皝当即命其为御难将军，但却只给其千人守城。

当后赵数万大军于城下列阵时，守城官兵看那旌旗漫天，尘土飞扬的壮观场景，立刻心生怯意，纷纷意欲弃城逃亡，无心应战。悦绾见状，为稳定军心，登高怒斥道:吾与诸位受命守城御敌，死生以之，何惧之有。且我等凭城坚守，只要众心合一，死命相拼，可以一敌百，诸位怎能未战而生退意。军令如山，有敢妄言惑众者斩。

兵士闻其声如洪钟，视其坚毅刚直，遂为其所折服，众心遂定。而悦绾身为领军之人亦不负众望，身先士卒，亲冒矢石。后赵数万大军攻千人戍守之坚城，急攻十数日而不下，最终只得无功而返。凡城之战，遂成后赵进攻辽东的战略转折点，自此后石虎再无进取之意，并寻机以辽西迫近前燕之境为由，尽徙其民于冀州。而此事距离庾亮北伐的时间点不过数月，但由于庾亮的愚蠢，邾城之战的结局却和凡城之战完全相反。

由于东晋驻守前线的部队，都是本来用于进攻后赵的军士，导致面对后赵进攻之时，调令不一，难以统筹，战斗力因此大打折扣。而因此造成的东晋部队防守不足，间接致使后赵军队三线进攻极为顺利，后赵因此捷报频传。

后赵悍将石闵于沔南击败晋军，斩东晋将领蔡怀，夔安、李农领军趁胜顺势攻陷沔南。后赵将军朱保又于白石击败另一支晋军，斩杀东晋诸如郑豹等五位将军。同期后赵奉命攻邾城的两万骑兵，也到达了邾城城下，这两万部队刚至城下即急攻其城。庾亮派往邾城的部队，出于战略考虑，本是攻守兼备的精锐，而负责统领的则是自己的亲信将军毛宝，以及熟悉此地风土民情的西阳太守樊峻，其二人的能力和忠诚度本是毋庸置疑。只是后赵派遣骑兵的用意就在于力求速战，打邾城守军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从战事的进展来看，后赵的战略目的是达到了。

邾城驻军本来枕戈待旦，始终在等待着来自于武昌的作战军令，结果左等右等，军令没有等到，却等到了突然出现在城外，铺天盖地奔袭而来的后赵骑兵。这些骑兵一到城下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即立刻发动攻城，猛烈的进攻打的邾城守军瞬时失了方寸。毛宝和樊峻一边组织抵御，一边商量对策，有鉴于敌我兵力悬殊，敌军进攻势头强劲迅猛，最终二人达成共识，决定派人向此时驻守武昌的庾亮求援。多路信号兵快马加鞭，持羽檄沿江昼夜不停报信于武昌。结果这个十万火急的求援军报，到了庾亮手里，却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。

毛宝于信中言后赵进攻猛烈异常，若无援兵解围，邾城则朝不保夕，希望庾亮不要犹疑，速派大军驰援。结果庾亮，一方面由于后赵进攻荆州和扬州北部的两路主力，在晋土之上如入无人之地，作战进行的异常顺利，而东晋这边败退失城的战报，却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，搞得庾亮心惊肉跳。另一方面又由于庾亮自身并非良将明谋，只不过是靠外戚攀附方才居此高位，他也许不是蠢材，但绝对是十足的庸才。

于是面对多线交战，且溃败连连的局面，导致其内心的怯懦和犹疑被彻底激发了出来。他不敢在危如累卵的情况下调动部队，一怕调动后其所在之地因为防守薄弱，而被后赵攻破，二怕部队在驰援的路上为后赵截杀，这是他对邾城求援置若罔闻的主要原因。同时他又过度自信邾城的防守固若金汤，不会被短时间攻破，所以在这种自我安慰情绪的左右下，庾亮最终决定不派一兵一卒驰援邾城，而是要求邾城守军誓死守城。在庾亮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下，邾城的失守最终成了必然。

驻守邾城的毛宝和樊峻，在确定没有援军，而后赵又不计代价的猛攻，邾城确实难以坚守的前提下，最终决定率部突围，以求得一线生机。于是在邾城府衙里，二人相互告别后，即各自率部突围。可苦战之兵哪里抵得过后赵的骑兵劲弩，万分狼狈之下，毛宝最终战死，樊峻则在率部突围过河之时，连同六千晋军一同落水溺亡，邾城随之陷落。

邾城失陷标志着庾亮北伐的计划彻底落空，后赵的南征反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而庾亮在得知邾城失守，毛宝战死之后，立时瘫倒在了中堂之上。他清楚的知道，北伐失败意味着什么，他心心念念的绝对权力，将伴随着邾城的陷落从此离他远去。在东晋的朝堂之上，也不会再有他庾亮的一席之地。思之至此，庾亮心中抑郁难压，最终急火攻心，一口鲜血喷在了案几之上，昏厥了过去。等到庾亮醒来，东晋之事已与其无关。

后赵军队在攻陷邾城后，本欲顺势进入东晋腹地，谋求更大战功。只是古语有云过犹不及，夔安当时乘胜进据胡亭，侵袭江夏，并率兵包围了东晋要地石城，这就触犯了东晋的核心利益。邾城之战看似是后赵和东晋的对决，实际上里面夹杂着东晋朝廷内部势力的争斗，所以东晋朝廷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袖手旁观，甚至可以毫不避讳的说，邾城的陷落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反而是件好事。

因为当时外戚庾亮专权，事实上侵压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，如果由庾亮主导的北伐成功，那么如日中天的庾亮更是难以被克制。这一点甚至于连东晋皇帝晋成帝司马衍，也不愿意看到，所以北伐成功对于庾亮而言是好的，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则很糟。与之相对，如果北伐失败，除了庾亮利益受损之外，对于大多数人反而是皆大欢喜。而邾城的失守使庾亮威信扫地，其曾经把控着的权力开始分崩离析，东晋内部势力得以重新洗牌。

这从邾城之战后，东晋朝廷面对战败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。毛宝为公而死，却被毫不留情的追究失战之责，本来是要严惩，后念其曾平叛除奸维护皇室，所以功过相抵，不予追究。而其名誉爵位，直至二十年后桓温北伐接近尾声时才得以恢复。而毛宝事实上是庾亮的亲信，这说明毛宝之罪不在于攻守，而在于站队，他所亲附的势力倒了，作为庾亮势力一份子的他，自然也逃脱不了覆灭之运。但后赵进攻石城则不同，这是东晋西部的腹心之地，最初谋划北伐时，庾亮就是率十万大军坐镇石城，后移镇武昌，而在邾城失陷前，庾亮还想再度进驻石城，只是因为邾城失守才作罢。

而如今后赵兵围石城，导致东晋朝廷都可能受其威胁。而东晋朝廷的内部斗争，随着邾城陷落已经尘埃落定，如果再继续放任后赵南侵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就像触底反弹一样，当后赵军队进攻石城开始，整个战局突然就逆转了，本来攻势迅猛的后赵军队开始处处受阻。后赵主将夔安亲自率军兵围石城，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竟陵太守李阳拒战击败，损失五千人马。而夔安可能也感知到战场形势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再进攻下去面对的就是整个东晋王朝，而不仅仅只是庾亮一方的势力。所以夔安几乎没有任何犹疑，即率部撤离东晋国土，而为了给石虎个交代，又沿途掠民七千户入后赵。

东晋与后赵的对决就这样草草结束，而东晋方面的庾亮由于北伐失败，不得不效仿当年蜀汉因失街亭而同样失败的诸葛亮，向自己的外甥晋成帝司马衍谢罪，自请贬黜三级，由征西将军降为安西将军。后来晋成帝为了抚慰他这个失意的舅舅，不仅恢复了他的职位，又加拜其为司空，只是此时抑郁失权的庾亮，早已对这些虚名失去了兴趣，便找借口推辞了自己大外甥的好意。

自邾城失守以后，虽然后赵军队已经撤退，但内心压抑无从释放的庾亮最终忧闷成伤，导致自己旧疾复发。晋成帝又下诏，命其为司徒，以扬州刺史之职兼录尚书事，病入膏肓的庾亮再次谢绝了皇帝的诏命。庾亮北伐失败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咸康六年，公元340年，正月初一，庾亮病逝，追赠太尉，晋成帝亲临吊丧。而统帅后赵军队对抗东晋的夔安，在返回后赵后也于这一年去世，历史的巧合就是如此玄妙。而随着庾亮和夔安的离世，南北两个政权也相继进入了一段互不相扰，各自相安的和平阶段。